德國曾經是全球聞名的汽車制造大國 ，孕育出大眾 、寶馬、保時捷等數個家喻戶曉的汽車品牌。然而，昔日的榮光已經退卻
，德國汽車業正面臨著大幅裁員 。

　　分析人士和行業協會警告，由于需求下降
、生產成本高昂以及電動汽車轉型中的種種挑戰 ，德國汽車行業未來幾年將面臨20多萬個崗位的流失
，物流、鋼鐵到研發的整條供應鏈都將受到影響。

　　據會計和咨詢公司安永估計，自2019年以來 ，德國已經損失了24.5萬個制造業崗位
。而截至2025年6月的過去一年中
，德國汽車行業的裁員數量達到5.15萬個，相當于該行業總勞動力數量的6.7% ，占到同期制造業裁員數量的約一半。

　　而盈利能力不足是引發裁員的直接原因 。大眾汽車上周披露的財報顯示
，今年前三季度，該集團凈利潤僅34億歐元 ，同比下滑61.5%
，第三季度更是虧損了10.72億歐元
。梅賽德斯-奔馳前三季度的凈利潤下滑了約50%，寶馬則下降了29%。

　　作為德國制造業的壓艙石之一 ，汽車行業的困境已經危及了整個德國的經濟安全 。但德國似乎并未找到一個明確的解決方案
。

　　新的承諾

　　10月9日，德國首都柏林舉行了一場汽車峰會
，德國政界領袖 、汽車行業高管以及工會代表均列席參加，以討論如何應對該行業面臨的危機。

　　德國總理默茨表示 ，他將盡可能地取消歐盟自2035年后禁止銷售新內燃機汽車的禁令
，為德國的燃油汽車換取喘息空間 。

　　盡管這一承諾看起來能為德國汽車業續命，但其中仍充滿了挑戰與風險 ，因為默茨的承諾直接違背了歐盟碳中和目標
，實現難度極大
。

　　此外，這一政策倒退也意味著德國汽車廠商前期在電動化轉型上的快速行動被打斷 ，迫使該行業陷入“沒有指南針”的尷尬局面中。朝令夕改
，往往是混亂的開始 。

　　Cox Automotive研究機構的首席戰略官Craig Mailey警告，默茨呼吁推遲電動汽車轉型 ，可能會削弱人們對電動汽車轉型的信心
。消費者需要確信電動汽車是未來的首選技術。

　　面對默茨的承諾
，大眾和梅賽德斯-奔馳這兩大巨頭都謹慎地保持沉默，并強調了自己對電動出行的承諾 。消息人士還透露 ，大眾并不支持德國政府以及汽車工會推遲2035年凈零排放目標的舉措。

　　如何在電動汽車市場中競爭，是德國汽車制造商必須面對的問題
。而德國政府打算換個答題思路的解法
，或許折射出德國政府無力在電動汽車領域提供有效支持的現實。

　　電動化轉型落后

　　德國汽車工業陷入困境的原因，可能要從電動汽車的崛起說起 。

　　2010年前后 ，特斯拉的橫空出世點燃了市場對電動汽車的熱情
。隨后
，中國在該領域的不斷趕超，加快了電動汽車的推廣。但這中間 ，人們很少聽到歐洲電動汽車的消息 。

　　而隨著歐盟確定氣候轉型的戰略目標
，電動汽車被綁定在歐盟的能源政策大船上，一下子成為歐洲汽車制造業必須實踐的改革
。但問題在于 ，歐洲汽車行業已經落后
，且轉型的窗口期太短。

　　過去幾年中，德國汽車制造商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希望快速實現電氣化 ，但卻造成了兩個令人痛苦的結果：龐大的資金投入限制了公司的戰略靈活度
，以及傳統燃油車的產能下降，導致依靠活塞
、變速箱及排氣系統的傳統汽車部件供應商的業績大幅下滑 。

　　更令人嘆息的是 ，德國汽車制造商確實在電氣化上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其高昂的成本、不夠吸引人的設計以及競爭力偏弱的技術讓消費者更青睞于中國電動汽車之類的后起之秀
。

　　Mailey曾經指出
，中國汽車制造商的威脅不僅僅在于成本優勢，他們的產品矩陣 、設計和技術均吸引了年輕駕駛者的興趣 ，而這部分消費者通常并不在意品牌的傳承歷史。

　　這一警告凸顯出德國老牌汽車制造商的一個核心痛點：其與全球汽車制造商競爭的優勢或許只剩下過去幾十年積累下的品牌形象
，這對靠技術為賣點的工程產品來說無疑十分致命 。

　　政策搖擺

　　德國汽車工業的頹勢某種程度上是德國政治混亂下的必然結果
。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和德國紅綠燈執政聯盟上臺 ，極快地推動了歐盟的能源轉型。

　　歐盟在當時豪擲千億歐元推動制造業與俄羅斯能源脫鉤
，并進一步應用清潔能源 。但一年后，所有的政策補貼都遭遇斷崖式下降 ，德國也迫于財政壓力取消了對純電動汽車的補貼
，直接抬高了消費者的購車成本，抑制了消費需求。

　　一系列連鎖反應的最后 ，德國汽車制造商對電動化目標開始動搖
，且投資趨向謹慎，反而形成了需求不足加供給收縮的負反饋
。

　　美國現在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 ，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對電動汽車支持的暫停，導致美國市場的電動汽車廠商都困在需求不足之中。這也證明
，政策搖擺對產業發展來說有著巨大的負面影響 。但故事還不止于此
。

　　貿易經濟學家Martin Braml指出，德國必須制定改革框架 ，關鍵因素包括工資成本
，尤其是快速上漲的附加工資成本，如社會保障繳款。此外 ，官僚主義和繁文縟節也是工業產品成本上升的幫兇 。

　　然而
，這些問題對于高度官僚化的德國，乃至整個歐盟來說都是棘手的難題
。這與歐盟的組織架構有關 ，也與利益的難以分配有關。更重要的是
，當政府追求萬全之策時，可能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

　　內外交困

　　從工業的歷史發展來看 ，一個領域的發展往往離不開激烈的競爭
、失敗與整合、在量產中快速技術迭代這些步驟
。但德國政府現階段表現出來的態度往往都是求穩求全
，少了銳意進取的勇氣。

　　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可能是一個典型例子 。德國學術界及工業界正在合作開發自動駕駛技術，希望幫助德國在該技術領域領先
。然而 ，自動駕駛技術卻在德國以一種相對保守的方式發展。

　　業內指出，限制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
，對于德國制造商來說，使用不成熟的系統進行批量生產是絕對不可想象的 。

　　與此同時 ，德國政府批準了L4級高度自動駕駛技術測試
，但前提是車輛僅在預先批準的路線下或遠程監控下運行。在慕尼黑 、曼海姆等測試自動駕駛汽車的城市，車輛事故率更是被控制在完美的0% ，但人類駕駛員卻屢屢抱怨自動系統過于謹慎死板
。

　　此外
，汽車保有量高
、強大的出租車行業游說集團以及完善的公共交通網絡，使得德國出行市場的新進入者幾乎沒有生存空間 ，且許多項目在政府資金枯竭后便銷聲匿跡。

　　回到德國汽車業的總體戰略上
，德國政府的總體政策也出現了走一步退兩步的問題 。

　　在面對行業強大的反對聲浪中，歐盟通過了對中國電動汽車的反補貼關稅 ，進一步抬高了歐洲市場的電動車價格并降低了消費者的購買意愿
。而在面臨傳統燃油車供應鏈上下游對2035年凈零排放目標的強大壓力時
，現任總理默茨卻選擇了妥協，以保證該行業暫時的財務安全。

　　致命的是 ，在德國還糾結哪條路最好的時候，美國施加了汽車關稅
，并打出美國制造業回流的組合拳，進一步降低了歐洲汽車業的盈利能力和在歐投資意愿 。

　　據德國汽車工業協會（VDA）10月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 ，近三分之二的供應商表示計劃裁員
，約80%的供應商打算推遲或取消既定投資計劃，或遷往海外
。幾乎沒有供應商計劃增加投資 ，因為他們預計短期內商業環境不會改善。

　　中國有一句名言：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 。德國的汽車制造行業顯然陷入了士氣低迷 ，而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與電動汽車轉型不順、競爭加劇 、關稅等諸多因素有關
，但究其根本，難以統一的政策態度或許才是核心
。

（文章來源：財聯社）